华为回应“闪存门”事件：流畅体验不是单一部件决定
“与生活的不确定性共存”，是每个现代人的共同课题。
没有一件事情的结果可以预测，命运时不时就会开一场玩笑。这样的生活固然令人不安，但齐格蒙特·鲍曼指出，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艺术家。
我们的任何一个选择，任何一次行动，甚至任何一次逆来顺受，都一笔一划地在生活这个艺术品上雕琢出痕迹。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性格起到了主导的作用。选择听天由命还是大胆反抗，其决定权仍在我们自己手中。
本文摘编自《无法独处的现代人》，经出品方授权发布。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活着就是冒险，
也是一次艺术创造
我们无法在行动之前就确定不会犯错，我们也无法事先确定在一天结束时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任务。
几乎没有什么万无一失、完全可靠的行动秘诀，也不会有“保证成功，否则退钱”式的承诺。一般来说，我们的行动对自己和他人越重要，其结果就越不确定（事实上是无法预测的）。
不像你想用刚买的“新改良版”小工具打开罐头时会有说明书，人生的选择不会附带任何说明书，可以让你一条一条地阅读，然后按部就班地跟着做。活着就是冒险。
我们或许可以把罗马诗人卢坎对爱情令人难忘的评论发挥一下：活着，就像去爱一个人，就意味着把一切交付给命运。
这样的生活会不会让人感到难受、不安甚至恐惧？
是的，也许会——一定会。
问题是，除了这样的生活，我们没有其他的生活可以过。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我们注定要创造自己的人生旅程，并在创造的过程中同时创造我们自己，就像艺术作品是由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一样。
人生的道路，它的“总体目标”，它的“最终归宿”，都只能是一项“自己动手完成的工作”，现在如此，也将永远如此。
如今，每个男人每个女人都是生活的艺术家，这与其说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如说是普遍命运的安排。这就意味着，不行动也是一种行动；平静地接受这个世界，被动地配合（尽管我们会用语言表示反对）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错误行为，这是一种选择；抗议和积极抵制世界迫使我们去服从的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公正，这也是一种选择。
只要是人，活生生的人，也就是说，被赋予了意志自由和选择自由的人，他们的生活就只能是一件艺术作品。
02.
“人生的典范”
是过一场原创的人生
现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及其大批追随者一致认为，苏格拉底是选择正确人生的典范。这位古代圣贤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追求至善和至美，从未停歇过步伐，他选择了有意义、有尊严、有价值、值得称赞的生活。
他们的想法也大致相同：之所以选择苏格拉底作为典范，是因为这位作为现代思想先驱的古代圣贤完全是一个真正的（最重要的是，他是自觉的！）“自我造就的人”，一个善于塑造自我、表达自我的大师。
然而，他从未把他自己选择的并一以贯之的生存方式说成是唯一有价值的生活方式，要求其他所有人效仿。
对于那些推荐把苏格拉底的生活作为榜样的伟大的现代哲学家来说，“模仿苏格拉底”意味着在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创造自己的自我、人格和/或身份，并且是自由自主地这样做；而不是复制苏格拉底的人格，或者是复制任何其他人格，不管他是谁。
真正重要的是自我定义和自我表达，愿意接受生活是一件艺术作品，而且必须是一件艺术作品，生活的“自编自演者”（编剧和演员合而为一，既是设计者，同时也是设计的执行者）要对这件艺术作品的优缺点全权负责。
“模仿苏格拉底”，换句话说就是拒绝模仿“苏格拉底”这个人，或其他任何人，就是拒绝他律、模仿、复制、抄袭。苏格拉底为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模式，是他不畏艰难困苦创造和培育出来的（甚至到最后，他选择了被毒死的命运而不是投降），可能非常适合他这样的人，但不一定适合所有要“像苏格拉底一样”的人。
一味地模仿苏格拉底构建并且坚定不移地贯彻到底的生活模式，就等于是在背叛苏格拉底的遗产，也是在拒绝接受苏格拉底所传达的信息，而他所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关于个人自主和个人责任。
模仿完全符合复印机的要求，但永远不会产生原创的艺术创造，而后者正是（苏格拉底提出的）人类生活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
03.
性格使命运不再无所不能
所有艺术家在刻画自己的想象的同时，都要与他们用来刻画的材料作斗争。所有的艺术作品都留下了斗争的痕迹、胜利的痕迹、失败的痕迹，还有许多虽是迫不得已但仍然令人不齿的妥协痕迹。
生活艺术家及其作品也不例外。生活艺术家在雕刻作品时使用的凿子（有意或无意，技巧高或低）就是他们的性格。
托马斯·哈代在宣称“性格决定命运”时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的命运，还有生活中像游击队一样神出鬼没的意外事件，决定了生活艺术家将有哪些选择。但是，最终决定生活艺术家做出何种选择的是他们的性格。
社会学家尼查马·泰克在其里程碑式的研究《当光明刺破黑暗》中，对大屠杀中一些目击者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挽救犹太受害者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并报告了研究结论。
泰克仔细计算了帮助意愿和自我牺牲意愿与所有通常被认为决定人类行为的因素（如社会环境、阶级、教育水平、财富、宗教信仰和政治派别）之间的统计相关性，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关联。
看来，没有任何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能决定道德选择。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些救助者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但他们行为的道德价值及其产生的人道意义却与最普通的大多数反应完全不同。
那么，为什么那些救助者要冒与受害者共命运的风险，而不是锁上房门，拉下百叶窗，无视他们的痛苦呢？
答案只有一个，因为那些救助者与其他大多数具有相同的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宗教信仰或政治忠诚的人不同，他们无法采取其他行为。他们做不到。
守住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舒适状态，不能弥补他们因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以及自己良心煎熬而产生的精神痛苦。如果他们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拒绝拯救那些他们原本可以拯救的人，或者是没有尽到自己的力量，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行动者无法控制的命运和意外事件使某些选择比其他选择更有可能发生。然而，性格改变了这些统计概率。它让命运和意外事件不再像人们原来以为的那样无所不能。
在听天由命和大胆挑战环境力量之间，起决定作用的是性格。正是行动者的性格让那些成功通过概率考验或合理性考验的选择再次面对另一种考验：道德可接受性的考验，这种考验更加苛刻，更加不容妥协和借口。
本文节选自
《无法独处的现代人》
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
译者：章艳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浦睿文化
出版年：2025-7
编辑 | 十六、草草
主编 | 魏冰心
配图 | 《爆裂鼓手》《辛德勒的名单》
